电影《无名之辈：否极泰来》作为2018年《无名之辈》的续作，延续了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但在创作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影片通过精心设计的真人秀节目和复杂的角色关系，探讨了人性的复杂与成长，传递出对人性的温暖关怀。同时，影片在叙事逻辑、人物塑造和风格呈现上暴露出诸多问题，未能达到前作的艺术高度。
抵抗无名
文｜王卓奇
七年前的电影《无名之辈》以批判视角切入生活肌理，以黑色幽默包裹现实痛感，将小人物的困顿和挣扎，还有那拿不起也放不下的自尊，都毫无保留地呈现于大银幕上。近期上映的电影《无名之辈：否极泰来》，不仅延续了系列前作对普通人命运的深刻观照，而且实现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新裂变，让观众在悲喜交加的情感体验中察觉到人情和人性的沉潜力量，进而生发出直面人生酸甜苦辣的坚定决心和滚烫希望。
电影《无名之辈：否极泰来》以一档精心设计的真人秀节目为统领全片的故事主线，将演员章宇饰演的陈三金放置于生死抉择的极端情境中，演员任素汐饰演的“狠女”薛芳梅则是以身入局的幕后推手，众人在东南亚某地联袂上演了一出荒诞离奇又发人深省的闹剧。当陈三金遭人唾弃时，他的左右为难和狼狈不堪都转变为“娱乐至死”的流量祭品。电影《无名之辈：否极泰来》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没有就此打住，而是让一事无成的陈三金在陷入绝境后触底反弹，甚至抄起枪炮直捣“恐怖分子”老巢，用一场枪林弹雨的血性复仇，完成了从“窝囊废”到“反抗者”的成长和蜕变。直至电影结尾，反转再次发生，陈三金和薛芳梅一番关于火龙果的对话，暗示了二人其实早有预谋，他们的沉默离场，正是对追名逐利的资本游戏最响亮的回应——你我不必成为英雄，只需做回自己。
电影《无名之辈：否极泰来》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励志片，而是将理解的目光投向了无名之辈如何抵抗无名的心路历程，进而描绘了芸芸众生在平凡中坚守不凡的生命底色。正如导演饶晓志所言：“希望每个人都敢于推翻这些剧本，推翻别人为我们做的设定，撕掉这些标签，活出自己的意义。”
当不少电影心照不宣地选择避重就轻、原地踏步、自说自话时，电影《无名之辈：否极泰来》依然坚持不懈地寻求虚构与真实之间呼应的角度、粘连的触点、对照的坐标。无论“无名之辈电影宇宙”系列作品的口碑和票房最终能否否极泰来，该系列的作品都在不遗余力地彰显生存命题的悲壮和具体的人的美好，这种保持尖锐又心怀温情的创作姿态本身就弥足珍贵。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
脱离现实逻辑的续作
文｜郑英姿
2018年，饶晓志执导的黑色幽默影片《无名之辈》，凭借其艺术表达与现实关怀获得市场与口碑的双重成功。七年后，其续作《无名之辈：否极泰来》试图承袭饶晓志在黑色幽默表达中所构建的作者性风格，但在叙事逻辑、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建构以及风格化的呈现等维度，均未能达到前作的艺术高度，呈现出明显的割裂感。
作为系列续作，该片采用了独立的叙事篇章，导演将故事空间迁移至具有异域文化特质的东南亚某地，意图借助地缘环境强化戏剧张力。影片以陈三金遭绑架后的生存抗争及其与女友薛芳梅的情感发展作为叙事主线，副线则是薛芳梅与真人秀节目组对其进行的人性考验。导演试图在文本中实现多重议题的叠加：既想要呈现生命胁迫情境下的复杂人性，又致力于刻画角色从懦弱到抗争的成长轨迹。
然而，这种多维度议题的密集嵌套，反而暴露了叙事缺陷与逻辑断裂。在全知视角下，主角所面临的生命威胁与真人秀节目真相的揭露之间缺乏有机衔接，转折过程稍显生硬；陈三金面对节目组存在明显逻辑漏洞的行为设计却始终未能察觉，导致人物强行降智。最终的反抗情节也流于情绪化宣泄，未能完成对现实议题的深度开掘与批判性审视。
该续作的角色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因脱离现实逻辑而呈现出明显的悬浮感，导致观众共情机制的失效。开篇即强调了陈三金的性格缺陷——自私自利、贪财好赌、胆小懦弱，并以此为前提构建起了他与薛芳梅的情感危机。薛芳梅针对男友实施的极端整蛊行为，与其在真人秀节目逐渐失控后对陈三金产生的同情与谅解之间，缺乏合理的行为动机支撑，两人情感关系的转折与和解亦缺少必要的情节铺垫。最终陈三金的反抗情节，仅可视为人物在生死考验下的报复行为，未能实现人物的成长，更无完成人物弧光的完整建构。当陈三金得知自己的经历是一场泯灭尊严的欺骗后，电影在两人重归于好的仓促结尾中戛然而止，他们最开始的情感矛盾却并未在叙事中得到解决。
在影像风格上，电影似乎沦为形式化的产物，导演试图通过佛像、鳄鱼、红蓝色光线等元素加强地域特色和视觉奇观效果。为了延续原作的黑色幽默风格，本片中也大量融入了喜剧元素。不同于《无名之辈》的生活化与讽刺性，《无名之辈：否极泰来》中的笑料大多以真人秀情节的特殊画面处理、中途插入的广告设计以及观众在采访中的吐槽为主，加以潘斌龙饰演的马里奥的独特口音以及载歌载舞的桥段，让影片给人以“网感堆砌”的观感。
在已有成功前作的基础上，本片虽试图维系作者风格，却在艺术呈现上显著断裂。对异域空间的过度依赖、多重议题的失衡嵌套、叙事逻辑的松散缺憾，以及人物塑造的工具化倾向，导致其在艺术表达的深度与完整性上不尽如人意。追求戏剧冲突外化与商业元素堆砌的过程中，逐渐消解了前作赖以成功的现实关怀与人文厚度，最终使其未能成为前作精神内核的有效延伸。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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